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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 JUN 2018 VOL: 190
2018-05-30 12:48:05

一切由busking開始 柳重言、Judas

Text : Nic Wong
PHOTO : TPK
Makeup : Kylah Chan

一個90後的新晉名字,一個60後的久違名字,兩代音樂人聚首一起,到底會產生多少火花?羅凱鈴(Judas)由街頭唱歌響遍網絡,柳重言(Jim)從創作經典走到街上,二人因音樂而相遇,聯手打造〈昨遲人〉舊曲新詞版本,新血初試啼聲錄音之體驗,前輩重拾面對群眾的歡呼,語言從沒限制,溝通全無阻隔,大概這就是音樂的力量。



抬頭吧,相信愛你便能飛,敢交出你會創出傳奇……

年輕一輩未必了解柳重言是誰,事實上他認真傳奇,創作過〈紅豆〉、〈單車〉、〈失戀王〉、〈七百年後〉等等樂曲旋律,合作過的歌手包括張國榮、王菲、陳奕迅等巨星。當老前輩第一次聽到炙手可熱的音樂新血Judas之聲,感覺如何?「我早已進入不理世事的狀態,直至有位彈結他的朋友告訴我大埔街頭有個busking竄紅的女生,於是便上網聽聽,覺得她很犀利。」一聽便知龍與鳳,他說很多人喜歡唱歌,但能夠唱到吸引到街上的陌生人停下腳步,繼續聽歌。「原因很簡單,就是因為很好聽。」

唱盡了,慘遭愛侶遺棄那些歌……

另一邊廂,街頭默默耕耘的Judas,早已對柳重言的歌曲念念不忘。「他的經典歌曲之中,很多首都很適合我聽,busking的時候也有演繹過那些歌曲。尤其我本身很喜歡王菲的歌,經常都唱她的歌,最有印象、最喜歡的,就是柳重言作曲的〈紅豆〉。」


結伴創將來,多麼的美……

難得兩位熱愛音樂的人聚首一起,聯手合作,由柳重言打造出Judas個人第一首歌曲,將〈昨遲人〉舊曲新詞,變成新歌〈一線之差〉。柳重言說:「我有個朋友是贊助商(MediLase美容公司)老闆,他很喜歡音樂,平日是打鼓的,建議我和Judas在音樂上合作一下,看看有何火花。」就這樣,開啟了兩代音樂人的合作計劃。「我建議Judas不如先唱一些為人熟悉的歌,卻不是平日她經常的舊歌翻唱,於是今次嘗試用一首大家比較熟悉的歌曲,重新編曲及譜上新詞,讓觀眾覺得很熟絡,同時又有新的感覺。」

難離難捨想抱緊些,茫茫人生好像荒野……

從街頭到錄音室,Judas一向唱著別人的歌,今回首度擁有自己的歌曲,可說是又驚又喜。「我特別要多點了解歌詞的內容和感覺,才可以盡情演繹出來。」終於來到錄音室,前輩隨即說出四個大字:喜出望外。「始終街上所錄音的器材,不是最靚聲,但來到錄音室,我發覺她的聲音很有吸引力,真的很懂得唱歌。」此時,Judas難免有點靦腆,一邊感謝前輩的讚賞,也一邊恭維對方。「本來以為音樂界的前輩很嚴肅,可能會感到壓力,但我對住Jim一點壓力都沒有。我們很投契,很快能夠做到他的提點,相信是,我們喜歡音樂的口味都很相似。」

遲了聽你細訴,你曾迷途和那理想跟前途,多麼糊塗……

二人除了音樂口味相似,同時追求音樂的態度都很相似。Judas堅持街頭busking,未有走上與唱片公司簽約的主流歌手路。「兩年前已有唱片公司有意與我簽約,但我覺得自己的唱歌技巧未夠純熟,希望磨練多一點,決定自己練歌及上街busking。」就算大半年前簽了經理人公司,也不是與平常的唱片公司簽約,有自己的一套看法。「我害怕有遺憾,擔心不夠盡情,到時不成功的話,可能後悔當時沒有做好一點。所以,所有事情包括自己喜歡的事情,我都會盡力做好。」


文明能壓碎,情懷不衰,無論枯乾山水……

年齡或有差距,但音樂卻能打破任何阻礙。柳重言說:「我說話不太好,卻不自覺地將感情投入音樂,變成大家聽到的歌曲,旋律本身有它自己的能量,當經歷某些事情,直至刺激到某個程度後,就會通過音樂表達那種經歷和感覺,所以音樂是我的其中一種語言,是抹不走的。」早已是樂壇中的前輩,他卻不願重複,幾年前更北上參加真人騷比賽《中國好歌曲》挑戰自己。「我寫歌寫了很多年,曾經寫給很多不同級數的歌者演繹,我覺得繼續做同樣事情,沒有太多新鮮感。那次內地節目是別人邀請我參加的,起初我拒絕,總覺得電視出現的,應該是十八、廿二的年輕人追求自己的夢想,後來有朋友說,我整個人只活在自己的音樂空間,錯過了人生的很多方面,卻成了我say yes的轉捩點。我其實不是想去比賽,卻想經歷這個過程。」結果,他因而認識了很多喜歡寫歌唱歌的人,發現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及演繹方式,大開眼界。

償還過,才如願,要是未曾償清這心願……

正正是這次合作,二人雖是不同年齡、不同經驗,卻互相影響而各有得著。Judas說:「這陣子我開始寫自己的歌,作曲上有些疑問,思維上不大明白,想做得更好更嚴謹,所以今次有機會偷師,從Jim身上吸收到很多專業心得。」柳重言答得更直接:「我發現原來到街頭busking是很爽的,之前與Judas一起busking,當日她有很多粉絲,質素很高又很有禮貌,非常享受Judas的演繹。可能我都要快點買番個amp,出去busking一下了。」■

issue JUN 2018 VOL: 190
2018-05-30 12:34:10
趙崇基 我不是左仔

Text.Nic Wong
photo.TPK 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

九個數字,暗藏很多禁詞:

一二三事件、四五運動、六七暴動、八九民運,連繫著中港澳幾件大事。

當中「一二三事件」是澳門歷史上大規模的動亂,間接促成香港的「六七暴動」;

而「六七暴動」,更似乎是一件世人不願重提的中英事件,沒人敢於觸碰的電影題材。

半世紀後,近年出現好幾部「六七」電影,其中一部是趙崇基導演的《中英街1號》,導致他成為近期香港社會一片大和解下,最具話題性的電影人物。

奮戰八年,他終究拍成電影,以六七暴動及一場尚未發生的社會運動為題,折射雨傘運動。

中英街,人人都知道那是禁區,一邊屬華界,一邊屬英界,又中又英,亦可說成「不中不英」。

這個禁區,就連趙崇基自己都不能入內,全靠居住沙頭角禁區的工作人員拍攝空鏡,協助完成。

於是乎,《中英街1號》,就如中英街實況一樣,一邊被政府阻撓,遏止他翻開六七的歷史;一邊被民主同路人狂罵,指他漂白六七,淡化暴徒行為。

偏偏,他近年密密替《明報》寫專欄,為民主發聲,為學生發聲,但他的文字比他的電影,似乎更有力更直接。「我始終覺得,電影只是講故事,不是寫論文,不需要在當中鞭撻或讚揚一件事。」

若你一心以為《中英街一號》帶來韓國電影《逆權》系列的震撼力,很抱歉,這部電影沒有,但電影人與影評人之間的分歧震撼,似乎是意想不到。「創作那方面、藝術那方面,我覺得自己沒有做錯,但沒所謂,大家一起討論吧,如果認為我有些做得不足,有機會再拍,便做得更好吧。」

吃力不討好,政治不正確,最適合形容趙崇基,大概包括他的心情與行為,但他一點都不介意。或者他最介意,就是別人問他是否左仔?為何要幫左仔說話?「我向來是一個支持民主的人,無論如何,雞蛋與高牆,我都會站在雞蛋那一邊。」



左仔與黃絲

首先,不如介紹一下趙崇基是何等人士。近兩年來,他隔日寫《明報》專欄,寫政治寫電影寫生活寫教育,無不撐民主,偏偏今次他被批評為「左仔」、「媚中」、「血腥潔癖」等等。先不談論電影本身,反而將趙崇基起一起底。

1961年出生,六七暴動發生時,趙崇基只是幾歲小孩,坦言自己對六七毫無記憶。「我父母當然有經歷過,當時父親是工會內的不積極分子,但他沒跟我提過暴動。」親身沒經歷,家庭沒教育,唯有靠自己讀書來填補歷史的空白。「我一直關心社會,不會完全不知道六七暴動、左仔、文化大革命是甚麼,並不完全空白。我早就覺得六七是一場暴動,我們一直都說是『暴動』,而不會說成甚麼『反英抗暴的偉大社會運動』。」

他自言關心社會,必先感謝黨國,皆因當年老早被騙。「讀書時參加過『學聯中學生組』,當時很流行所謂『認祖關社』的思想,我跟著他們,真是大開眼界,讓我更關心社會。他們是一股左派思潮,還記得他們躲在某間陡置區的家中,暗地裡拿著毛語錄宣讀,那時我純粹參加,卻完全投入不到,相信不到,更是當中的異議分子,更不用說其後看到『四人幫』,真覺得共產主義,其實是搵笨的。」

後來他到了台灣讀書,還以為他討厭港英政府的統治,投奔美麗島。「當時是另一種衝擊,最記得在香港聽〈義勇軍進行曲〉,但台灣電影一來就播〈三民主義歌〉;香港揮著五星紅旗,台灣卻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不過,由頭到尾,這都只是思想上的衝擊,不關立場的事。對我來說,經歷過不同思想的衝擊後,到現在覺得自己是個獨立思想的人,不會為立場而感到某些事情絕對正確或絕對錯誤。而且,我在台灣讀書時,還是比較喜歡電影,很少接觸政治。」

結果,多年後的今日,他卻因喜歡電影而接觸政治,更可能觸碰了政治電影的紅線。



六七背景青春片

《中英街1號》的起點,源自2010年,左派投資者石中英接洽趙崇基拍一部關於六七的電影。「他是當年的一名YP仔(Young Prisoner,少年犯),我亦知道他的立場如何。同時他也知道,我是不認同他的立場,從未隱藏過。由頭到尾,我單純地對這個題材有興趣,覺得以往未有電影拍過六七,是否應該有一部呢?」趙崇基的單純,源於他向來喜歡拍社會議題的電影,例如《三個受傷的警察》、《天有眼》、《沙甸魚殺人事件》等前作。「不過,我沒想過要開宗明義拍一部政治電影。當然,早知當中有很重的歷史及政治意味,但你可以說這是一部青春片,因為我選擇用上幾位年輕人做主角,講述他們的選擇,只是他們處身於那些年代裡面。所以,海報中有幾句話:『從1967到2019,是他們選擇了時代,還是時代選擇了他們?』」

六七背景下的青春片?大時代的小插曲?過程間,他接觸過很多當年的YP仔,經過多番激烈討論後,最後還是決定希望在1967年那段故事中,寫出四個年輕人角色的想法。「游學修的角色是走到最前那一個。他是個自以為很有想法的人,很清楚自己對港英政府有何不滿,為何要反英抗暴,但他背後的想法都是被父親、工會、左派學校等影響,可說是一個較有代表性的左仔;至於盧鎮業的角色是資產階級的代表,生於有錢家庭,食得好穿得好,父母更與英國人做生意,所以他心想為何要抗暴?反甚麼英?英國統治有何問題?如果大陸那麼好,為何每日那麼多人偷渡來港?而電影中的永權一角,正正是那一類人,他希望避開大陸的文革動亂,偏偏他來港後,又要參與了另一場動亂。」

最慘的,相信是廖子妤所演的角色。「她是最平民,由頭到尾冷眼旁觀整件事,只是為了愛情而參與,怎料最後她成了犧牲品。對我來說,他們幾個都是有感情、有血有肉的人物,而不是平面地標籤他們為暴徒、奸角等等。如果只拍政治事件或當中發生過的事情,例如重現林彬事件,北角姊弟被炸死事件,我覺得沒有趣味,一直沒想過這樣做。」當然戲中依然提到,但只是側寫而已。」


紅色資金黑白片

拿著紅色資金,只拍自己感興趣的東西,真的有可能嗎?「對方很清楚我的立場,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我的拍攝。直至我向政府申請電影發展基金被拒後,對方一度想過不拍,擔心當局不批錢是一項不准拍攝的啟示。還記得當日開會,我說他是始作俑者,當初找我拍電影,現在又叫停,究竟是甚麼意思?最後跟他吵了很久,他願意遵守承諾,但最終減了一半資金,由300萬減到150萬。」

奇怪是,趙崇基早在合約訂明,自己擁有最終剪接權,石中英竟然沒有反對。「他真的沒有干預我,除了他要求戲中要出現兩件東西:第一,加入一隻能夠徘徊中英街兩邊的狗,以作為一個自由象徵,我倒覺得這個提議不錯;第二,他希望出現一個六七和解紀念碑,我覺得很荒謬,六七這事情怎能和解?最終我只好從楊秀卓所演的角色說出來,但紀念碑卻沒有真實出現過。由頭到尾,我和他的關係是,我接受他的150萬去拍電影,也依照他的承諾沒有超支。」

真正排除萬難,如今電影終於能夠上映。更加想不到,罵得最勁的,竟然是熱愛民主的同路人。「起初我以為這部電影會被左仔責罵,但現在掉轉了,很奇怪。」影評意見好壞參半,揚威國際影展下,本地卻有人罵他漂白六七,有人說他有血腥潔癖,更多人不滿他將六七暴動與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作對照。「現在批評我的人,竟然是那些覺得我沒將六七的參與者拍成暴徒,我真的意想不到。」半,揚威國際影展下,本地卻有人罵他漂白六七,有人說他有血腥潔癖,更多人不滿他將六七暴動與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作對照。「現在批評我的人,竟然是那些覺得我沒將六七的參與者拍成暴徒,我真的意想不到。」


兩邊不是人

「看任何事情,我覺得都要多角度及立體。就我認識的六七裡面,放炸彈肯定是暴徒,使用暴力都是暴徒,而警察也有使用暴力,真實的。不過,當中有很多面相的人,有些是已經上腦的暴徒,放炸彈、打人、打警察,還有很多很多的行為;有些人收指示而做事;有些人是滿腔熱血;有些人受到教育影響,可能是左派學校影響,亦可能是被洗腦;還有些人是愚昧的,沒頭沒腦地走到街頭做了那些事情。我相信每一個年代、每一場運動,都有這些人,就算現在的社會運動,一樣會有這些人,問題只是哪一批人佔大多數。大前提是,我對六七的評價,與批評這部電影的人,我看不出大家有很大衝突。」

本來,電影只講六七,不談雨傘,更沒有虛構的一場2019年發生的政治運動。「我思考劇本時,主角正好是16、17歲,同時間這些年來的平行時空下,很多年輕人都因為抗爭而走上街頭,所以我們才去思考,不如將兩件事擺在一起。當然我沒有去想那些所謂政治正確的事情,也沒有考慮到底有甚麼政治立場的觀眾入場觀賞等問題,我真的沒想過。」同時他亦承認責任,大抵是自己的手法所致。可能我比較偏向用冷靜或分離的手法來表達,卻沒想過要很深入地拍這件事,這是個人喜好,或者可說是導演風格,所以整部電影都像很冷靜地說幾個人物。

「只不過,你問我有沒有評價六七暴動及雨傘運動這兩件事,我肯定有,很明顯的,一個是批判,一個是同情,但到底批判到哪一個點,大家才滿意?同情到某一個點,人們又不滿意呢?我真的控制不到,我經常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,除非我扭曲當中的某一些事,例如拍了警察放炸彈陷害左仔啦,我覺得這樣才是過份。」他又補充,之前電影參展大阪亞洲電影節及烏甸尼遠東電影節,普遍外國人都很喜歡這部電影,甚至連他所屬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院長都很喜歡。「可能他們沒有很多前設立場,純粹看幾個年輕人在兩個大時代下的選擇,他們都很喜歡。」


一邊批判,一邊同情

導演未有直接比較六七與雨傘,但電影確實考驗大家的政治包容度,恰恰都是香港人最缺乏的。「我自問沒想過要幫左仔說話,有些指控都幾嚴重,好像是起底,與文革沒大分別,甚至有人問我是否左仔等等,如果我幫左仔說話,為何《大公》、《文匯》還未訪問我?當然,作為創作人,我也要反省,為何作品給人這些感覺?」他不好受,但基於民主精神,他仍然會尊重別人的意見。「我只能夠將作品裡面的東西,以及我的創作動機,盡可能與大家分享,希望說出來後,大家會明白,但我覺得自己在創作及藝術那方面並沒有做錯。如果真的跟某些觀眾的立場有出入,特別是,令本來持有很強烈政治觀點的人,要求電影中一定要出現某些事情的話,實在是很難滿足到所有人。」

說著說著,他還是有點怒氣。「現在大家的包容度真是愈來愈小?光譜愈切愈薄?如果現在有20種光譜,只要你是20分之1,結果其餘20分之19都來反對你,於是就吵起架來,就算大家都是民主派,都可以嗌到拆天。你表現不夠激,別人會罵你;你表現過激,別人又罵你,總之做甚麼都有人罵。」他拍電影與寫文一樣,盡量希望求同存異,始終深信「多一個朋友,少一個敵人」的道理。「我希望保護這些20分之1的人,要是繼續打擊他們,甚至打死他們,有何好處呢?將那些人打成敵人,只會愈來愈多敵人,而沒有朋友,可惜現時香港就是這樣,分化程度愈來愈嚴重。明明大家都是民主派,因這樣事情而鬧翻,從此成為了敵人,怎知道罵本來朋友的人,比罵敵人更激烈……」

沒辦法,始終《中英街1號》背負著很多原罪。凡觸碰六七暴動就是原罪,凡涉及愛國團體就是原罪,凡紅色資金就是原罪,偏偏他一次過觸碰了三項原罪。「我同意這個分析,我從未想過原來如此危險,總之我只是憑自己的良知去拍這部戲。我沒想過因此而不拍,我始終覺得,電影只是講故事,不是寫論文,不需要在當中鞭撻或讚揚一件事。」某程度上,趙崇基的天真與良知,也可能構成了一項罪名。


沒有後悔,沒有覺醒


奮戰足足八年,欠了這麼多工作人員的人情,早知如此困難,還會開拍?「會,沒有分別。我一點都不覺得現在有何問題,只不過我需要解釋一下。」他說,其實這部電影是個人最享受的一部電影。「雖然很辛苦,一毫子收入都沒有,但享受到一個從來未試過的創作自由,還要是一個如此敏感的題材,我可以跟隨自己心意去做,真的很難得,而且電影去到日本、意大利,都能感動很多觀眾,我覺得已是無憾了。」

《中英街1號》聚焦在「覺醒」,經此一役,他又有否從中吸取到甚麼教訓,有何覺醒?「沒有,我沒做錯甚麼,我有甚麼教訓要吸取?」好吧,不是「教訓」,而是「經驗」呢?「這次經驗告訴我,以後我應該多拍一點獨立製作。以前我會踩界,拍過很多商業片,從中卻想言志,盡力平衡一下,但我愈來愈覺得很難兩全其美,有機會的話,我寧願拍一些我相信的事情、我真正想拍的東西。」

他這個創作自由的空間,緣於6年前轉到城市大學教書,慢慢創造出來的。「當年我站在十字路口,有人叫我上大陸開設製作公司,還向我提供住宿等等,同時間城大叫我全職教電影。當時處於十字路口,我相信當年返大陸的話,過去十年八年一定賺到更多錢,可以一直有戲拍,一年拍一部也不難,但我繼續拍下去有何意思?拿到很多錢來拍戲後,但那些東西是否你喜歡?我經常覺得,拿著30億元來拍一些自己不懂笑、不相信的題材,其實真的意義不大。」

於是乎,他決定全身到大學教書,換句話說,中港之間,他選擇留在香港,每天接觸香港人,而且是年輕人。「創作人很易老,不是年紀老,而是思維老,我最怕有人說『我們以前呢……』,每個人都很容易墮入這種陷阱裡面,永遠覺得自己那個是美好時代,覺得自己的奮鬥是最血淚,別人那些卻不是,但我一路不是這種人,所以我來到大學後,放開胸懷地與學生溝通,了解他們想甚麼,盡量幫助他們,我覺得,年輕人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
時勢造英雄

說到底,是年輕人的選擇。「是他們選擇了時代,還是時代選擇了他們?」趙崇基有答案嗎?「通常我很氣餒時,我便會相信命運。我不否定人定勝天,某些人能夠創造歷史,這些事情我不否認,但其實大部分人都是被時代推動,我覺得時勢造英雄,多過英雄造時勢。」他不諱言,時代選擇了他們,命運驅使他那一代人成了港英政府統治下的受益者。「無論是自由主義的思想、獨立思考的能力,或者對民主自由的追求,我都是受港英統治所影響。你看到那個分別,無論生活水平、思想自由、學術研究,都是因為港英管治。反而,回歸之後才有問題吧,本來既有的價值失去了。」

「當時我想過一個電影故事,本來想找劉青雲來演,講一對孖生兄弟,早在醫院被掉包,一個在香港長大,一個在大陸長大,之後寫出兩個人重遇的感覺。那時候是八十年代,香港成長好,大陸成長差,現在呢?完全相反吧,大陸那個很多錢,香港那個就連屋企都沒有,吃一餐茶餐廳都要五十蚊,這不是命運,這不是時代,是甚麼?有些事情,其實真的沒得揀,生於甚麼時代,我不覺得有得揀。如果不是生於這個年代,為何需要爭取一人一票?我生於英國的話,不用爭吧!別人覺得很基本的事,我們都要爭,最近就連講廣東話都要爭。」

後記:六七是熱血,六四不是嗎?

最後,他特別提到自己親身與六七那班人接觸的一段經歷。「想當日,我和那班YP仔到北角的中式酒樓聊天,很快問他們一個問題:『既然你們覺得當年自己只是反對一些不公平的事,那麼你們如何看六四時天安門廣場的那一班人?你們又如何看雨傘運動下的年輕人?』既然都是一腔熱血,大家都是為理想為公義,到底有何不同?他們當中,小部分人有反思,但大部分人都不同情六四或雨傘運動的年輕人,甚至作出譴責,主因是他們當年愛國,但如今其他人不愛國,更一口咬定是被外國勢力利用。」他將這一切一切都擺放在電影入面,而且寫得有血有肉。「其實我都有批判他們的愚昧及沒有反思,這,才是電影的最大重點。」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