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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 FEB 2021 VOL: 222
2021-02-10 13:31:39

連繫香港人社群 光城香米

 

 

近年興起生酮飲食(Ketogenic Diet),高脂低碳,甚至無飯的原理,備受新生代追捧。在如此風氣下,卻有幾名大學生投身米業,開創品牌「光城香米」,嘗試打造新一代的香港食米品牌,甚至轉化為一種生活風格,凝聚起香港人社群。

text.陳菁

photo.Bowy Chan

 

 

茉莉米泛濫
上一輩常說年輕人食米不知米貴,甚至有傳年輕一輩已經不常吃飯,光城香米負責人Brian和Edward把眼睛睜大:「怎會不吃飯?只是懂得吃、煮就差一點點、洗又懶得洗,做米生意起初更是完全不懂。」科技大學的學生總是有種開創的細胞,開辦品牌時,二人同樣是全職大學生,一個唸電腦工程,一個唸生物科技和商務。剛好因為Edward有開公司的念頭,於是由衣食住行入手,又想建立香港人之間的聯繫,於是想起米。剛好他們認識了一位米業的行內人,為他們聯絡泰國米商,也指導他們申請牌照,至今仍正在摸索中:「洗濕咗個頭,然後再慢慢學。」

由零開始,其中一個大發現,是「茉莉香米」在香港誰都能用,但在泰國便受到貿易部的嚴格規管。他們暫時只賣一種米,名為Hom Mali,是來自泰國的茉莉香米。Hom Mali只有兩個米種,食米要含有超過92%以上,才能被稱為茉莉香米。因為泰國米備受香港人喜愛,令「泰國香米」一字泛濫,甚至部分的原產地並非泰國,令人混淆。可惜無論隔著真空包裝與否,消費者都不一定懂得分辦標籤上的產地和真實產地是否相符:「聞起來跟吃下去也有很大分別,但大家都似乎不在意,覺得好一餐,唔好又一餐。」二人看重米香,那是未送進嘴裡已散發的芬芳,色澤亮白,而且煮出來不會呈糊狀。曾經有客人指米煮出來像糊,Edward強調他們購入的Hom Mali是新米,收割至今不足一年,仍然含有豐富水份,毋需下太多水。一碗好飯,米固然要好,但煮法也要配合米種。

 

 

商業道義
作為新手,碰壁也是家常便飯。賣米要有米牌、計劃購入的米量要通知政府,其中要在倉庫內保留17%的米。遇上緊急的糧食短缺,各大米商便要開放倉庫支援。品牌開初手續尚未辦妥,導致庫存不足17%,有好一段時間貨品都被扣押起來:「那次算是商業意外吧,有一家店訂了二百包米,對方知悉情況後並沒催促,這就是商場上的義氣,非常感激。」人手有限,成員亦包辦送貨員,但因為無法逐家逐戶送,不少店舖或餐廳同意在店內設置自提店,連租金也拒絕收取。

「大家都說香港社會冷漠,或者我們也能做點甚麼。」在利字當頭的商業社會,近年似乎冒起了一股義氣,拍個心口就來幫忙。同時凡是產地寫著香港的,都更備受注目。Brian把它歸因於香港的定位轉型,香港以往是中國和世界的窗口,以前中國相對封閉,現今國際形勢漸漸逆轉,香港人要重新審視定位:「以前人人觀望歐美,待外國人來投資,或是中國貨要到外國也要經過香港。但明顯地,無論是客觀形勢還是主觀情感,大家都抗拒舊有模式,所以要開托新的道路。」

 

 

米糧風格
這個二月,光城香米也會正式營運全新購物平台「義城糧行」,賣的都是香港品牌。除了包括鮮有宣傳的香港老字號,亦有洋化包裝的啤酒,雙方團隊甚至正擴大合作,打算推出以米釀製的啤酒,成為全新的啤酒種類:「我們的品牌獲得大量支持,假如支持不只出現在我們身上呢?一頓晚飯也不只吃白飯吧,很多人的努力都需要受認可。」不論是製作好久卻寂寂無名的、近年由外銷回流到本地市場的,還是一直堅持香港生產的,光城團隊都想把他們聚起來,成為一個集中的群體。「自肥總有消退之日,如果要長久,只做米是不行的,人的生活不單是米。」

說到生活風格(lifestyle),自然會和咖啡、生活精品、華衣美服等連上關係,到底在吃飯上,能有何風格可追求?「本地品牌、高質素,甚至有點懷舊味,都是一種風格和要求,相比選擇糙米或有機農作物等決擇,理念使風格得以成為可以延續下去的事。」食這回事,也許是香港人最願意付錢的項目,連同對產品背後的理念也一同考慮,例如公平貿易等更值得支持。儘管團隊成員笑言至今仍未有糧出,但仍然會把部分收益捐贈予人權觀察及風雨蘭等有需要組織。

美國康乃爾大學的研究指,一個人平均每天做出跟食物有關的決策超過二百個,選擇值得支持的,漸漸就成了習慣。■

issue FEB 2021 VOL: 222
2021-02-08 17:44:25
馮智政 被時代選中的知識分子

text.Nic Wong
Interview.金成、Nic Wong
Photo.Bowy Chan assisted by Stef

大時代下,馮智政冒起相當快。近年經常在《光明頂》開咪,這位在陶傑口中的「馮同學」,平日亦不時在網上發文及抽水,不經不覺間,Facebook專頁追蹤人數已有兩萬多。他的「正職」其實是一名專責教育的研究員,服務於「深紅」建制派智庫「香港政策研究所」,深受葉國華(前特首董建華特別顧問)及曾鈺成等人提攜,但他的言論行徑,偏偏被公認為「黃絲」一名,身在紅營心在黃。

馮智政最出名是頭上的那撮金毛,明顯有他老師沈旭暉的影子。當一眾時事評論員疑似「移民」,這位八十後「金毛書生」如常留在香港研究、開咪、寫文;眼見身邊好友老師學生一個個被捕、流亡,學富五車的他不得不承認,現在經已是個動盪的大時代,香港人要好好準備如何在動盪時代裡生活。「現在大家終於明白,自由、自主、資產擁有權等等,真的就像空氣一樣,有的時候不覺得存在,當你失去時卻明顯感覺得到。」

這位年輕的知識分子,沒有子女,只有學生,他一直深信沒有「被時代選中的細路」,卻有「被時代選中的父母」,現今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,難得不會餓死,好應該負起香港人從未付出過的責任,不靠聽天由命,不靠外國勢力,手執主導權去嘗試創造美好的社會給下一代。哪怕大有可能不成功,亦很可能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成功的火花,甚至美好城市最終沒落,也不要逃避而白活一生。

 

最後一根稻草

馮智政日日評論,夜夜開咪,身處現今香港,沒人能夠獨善其身。「我的理解是,如果用對方的想法來思考,解釋不到為何不拘捕?首先是,北京政府已放棄了過去的懷柔政策,不再覺得過去是好策略,於是現在想清除瘀血。同時,他們早已預計到有陣痛,接受得到。」在不少香港人的眼中,《光明頂》向來是一個言論指標,又或是主持人陶傑的去向,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根稻草,但他不大認同。「我一直覺得,陶生又好、《光明頂》也好,政治風險相對較低,甚至比潘小濤或《晴朗》更小,他們硬橋硬馬地評論,我們卻是很西方的諷刺劇,審查上比較少。」隨著事態發展,諷刺有時也忍不住認真起來,馮智政坦言主持商台節目一直有危機感,不盡是政治問題。「商台這個電台,由六十年代開始都有不同案件發生,爆炸斬人都試過,多年來都是風眼,所以要學識保護自己。」

所謂陣痛,當中包括香港的價值,馮智政指出,最大問題是,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經濟傷害。「北京政府的最大問題,就是看滯後的經濟數據。」大多經濟數據是滯後半年至一年,可能出現的情況是,當政府發覺人民走了,金錢搬走了,卻只能夠用滯後數據來制訂更嚴厲的政策,民間反應可能更激烈,更可能出現「灰犀牛」(比喻為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)。「以統計學來說,沒有準確及快速的數字可以看到城市崩壞。當城市開始崩壞,數字才看到崩壞⋯⋯」很多威權政府掌握一眾先進科技,卻掌握不到任何人的動機及未來。「今日你可以坐在這裡,日日都說很愛國家,但可能私下不斷轉錢到海外。」

 

動盪時代已來臨

近年香港狀況急轉直下,馮智政坦言心情再沒有樂觀或悲觀,唯一可做的是,調校自己的預期。「純粹生活的well being,我相信不用看政治環境、全球局勢,現今的確是動盪的時代。」近期他經常想起,幾年前不少年輕人覺得,人們身處冷戰或二戰的動盪生活很有故事感,現在才發現自己是「烏鴉口」。「坦白說,現在我們真的生活在大時代下,動盪的時代來臨,我們就要好好準備如何做過動盪時代下的人。」

去年我們訪問過另一位《光明頂》主持人鮑偉聰,就讀歷史的他說過希望留下來經歷大時代,但年輕廿載的馮智政,比喻生活在當今的香港,猶如確診新冠肺炎一樣。「最好不要中,但中了就是中了。」大家常提到「被時代選中的細路」,他不敢認同,建議說成「被時代選中的父母」,才算是正確的想法。「被時代選中的細路,是一個很差的想法,將整個改變社會的責任,交託在剛讀完書或仍在讀書中的年輕人,這是很悲哀的。反而我們已經成年,已在社會工作並有少許資產的人,到底想創造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給下一代呢?這才是我們的社會責任、時代責任。」

被時代選中的香港人,又是否認同我們經已活在動盪時代?馮智政坦言身邊朋友相繼被捕、移民甚至流亡,只能黯然時光過得很快。「在我讀書那年代,只有很小撮人參與社會運動,通常是同學中最激的那個,被捕後大家都叫他下次小心一點。從2014年開始,開始發現自己的學生、mentee相繼被捕,到了2019年、2020年,尤其是去年尾、今年初,一覺醒來,發現自己認識多年的老師、朋友突然被捕,對我來說,真是很大的悲哀。」

每天聽到某某準備移民,某某又說準備即將入獄,他不禁慨嘆:「我們真的活在一個動盪的社會,這個時候才開始謹慎?還是,過去的我們是否太不謹慎?以往香港相對自由平等,阿叻繼續唱〈我至叻〉,其他人做歌詞中的那些事,但當我們身在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中,的確要有些取捨,至少要『配合』這個時代,說話謹慎一點。」

聽來被動,但馮智政豪言:「關於未來,決定權在我們的手上,不能假手於人。」他直言近日美國「出事」後有個好處,就是香港人不再期望人家會來打救我們,不再以為簽名、登報就代表成功。「爭取別人同情是需要的,但我們至少不要假手於人,反而應該想想如何創造社會。如果我們今日沒有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給下一代,那我們的子女就要在未來創造社會。今日不付出的話,就是下一代去承受。」

 

締造更好社會

馮智政的突然樂觀,果真令人驚訝。何況,香港市民仍有主導權嗎?他認為,人是自主及自由的生物,力量的確很小,但如果有宗教信仰,始終會相信上帝創造人有自由意志。「當然,大家可能覺得很無力,同樣地,無力感都是自己給予自己,選擇了放棄才會覺得無力。」他以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為例,對方在黑人平權運動仍未有眉目之時已被人暗殺,一生人從不知道自己最終有否成功過。「或許我們有點像幾年前的電影《沉默》(Silence,馬田史高西斯執導)一樣,香港人只能在沉默中禱告。很不幸地,這一代的香港父母及成年人,現正準備締造的更好社會,自己未必享受得到,卻要繼續努力締造,從而交託給下一代。」

「個人認為有兩件事可以做,第一是moral thinking(道德感),不同人有不同的道德感,但凡遇到有些事情不對,有些事情是真相,就應該說出來,哪怕說出來可能會自我受害,那就要技巧地說出來。千萬不要明知是大話,或者別人不同意,你就跟隨別人,甚至表態說一些你不認同的說話,最多還是不表態吧,盡量一小步一小步地找到真相,找到自己的道德空間;第二步是,如何將道德感散播給更多自己珍惜的人,包括學生、子女。做好這兩步已經足夠,沒有人可以控制你。」

知識分子身處亂世,似乎知得愈多,愈危險愈痛苦,他會否寧願自己是個愚民港豬?「現在沒有誰比誰開心一點,我想做有錢人應該開心一點吧,哈哈哈。」苦笑過後,他提到知識分子向來有兩種:一是因應看到政府或政權需要甚麼,就將社會理論及知識來迎合他們;另一是公共知識分子,認為未來社會及被壓迫的一群需要甚麼,便做一些發聲的動作,背負改善社會的責任。原來知識分子還是港豬的選擇,從來並不成立。「所以,問題並非做不做知識分子比較好,而是今日選擇逃避,然後將社會責任交給下一代,還是決定由我們這一代負責。當然,我明白選擇逃避的人,今日可能沒事,甚至可能有經濟上的收益,但當他們的子女日後捱不住,就會直接參與社會運動,傷害更大,於是我覺得不如自己做就算。」

 

大時代下沒有贏家

社會二元對立,有人分開黃藍,有人認定是世代之爭,馮智政認為重點是逃避抑或承擔。「由於工作關係,我認識到很多左中右黃藍的人,很多都很有心,無論站在政府崗位,甚至在內地、香港、黃營、藍營,他們都覺得自己應該要承擔,負起改變社會的責任。」某部分人認為,對家只為了私利,怎可能說成有承擔?「其實我們不容易分清楚誰人為名,誰人為利,黃營都有為名為利的人。在我的工作範圍裡,很多都是想承擔責任的人,而我認為最難控制及最難合作的,就是一些不去思考的人,選擇隨波逐流,真的決定放棄了所有東西,但這些人絕少在我身邊出現。當然我知道社會上真的有很多這種人吧。」

不只上一輩,他直言自己的那一代年齡層,不少人選擇了依附某些權勢及有錢人,然後決定隨波逐流,甚至不點名有人為了選舉而依附某個社群,將自己的靈魂完全出賣。「我不是太討厭這些人,但真的合作不到。我完全猜不透對方,既控制不到,又溝通不到,就算與他溝通,他連自己都代表不到自己,如何談合作?」馮智政沒有開名,但呼之欲出吧。

很多人覺得,馮智政是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。身在他自認的深紅智庫「香港政策研究所」,他在網絡及電台的「所作所為」,足夠被人認定為「黃絲」分子,他卻自嘲有點天分。「無論黃、藍、紅,基本上人人都能跟我合作得到。我個人的心得是,起碼要有兩件東西,第一是不能被取代的技能,第二是要嘗試盡量改變身邊人。」他笑說,黃營與他合作,可能變成偏藍;藍營則變成偏黃,紅的也會變得不太紅。「依從對方的話,只會各走極端,但我們做學術研究或教育,必然有種理性,極端的話就做不下去。」

面對前路,他認為無論政見如何,始終要朝著一個共同理想,才能凝聚大多數人。「正如中國走向共和的年代,宋教仁與孫中山是兩個極端的思想,私下爭拗很多,但大家都知道要合作,才有中華民國的出現;以前香港的激進民主派與泛民主派一同坐下來都難,怎會想到去年竟然舉辦到初選,當然最後大圍捕是不幸,但下年可能又有新東西了。」

 

身在紅營心在黃?

話題回歸深紅智庫,馮智政身處其中,會否擔心下一波隨時殺到埋身?「在一個政治動盪的大時代,沒有一個人能夠安心。要知道,文革時代最慘的不是右派,而是那班不夠左的左派,甚至有些左派比右派死得更早,大時代下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贏家,亦沒有一個人可以安心。這才是大時代的真正定義。」他反問,今時今日的林鄭政府下,哪班人最安心?示威者?還是建制派?甚至北京官員安心一點?「我相信,三類人都有相近程度的不安。」

未來香港有可能砍掉重練,重拾輝煌嗎?馮智政提及香港的過去成功,一直只是幸運。「香港在八十年代發圍,倚靠的根本不是獅子山精神,而是中國文革後無法發展,全世界要用上香港的資產或渠道,我們才能發達;然後簽署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後,九十年代我們倚靠著英國人留下來的剩餘資產;幾年前香港政治混沌,仍靠外國『俾面』我們,還估計中國想保持香港是個獨特城市……」只不過,這種「俾面」及「估計」,統統出了錯。「引用沈旭暉的說法,香港一國兩制的良好及完整,完全是單方面倚靠北京的良好意願,過去每一代領導人覺得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完整,就能保持;如果這一代北京領導人對一國兩制有不同期望及想像,我們其實沒有事情可做。」

「如果試完,發現社會都沒有改變,這也合理。歷史上全世界有很多漂亮及亮麗的城市,最後都是沒落,由以前的威尼斯到伊斯坦堡,很多城市前前後後經歷過很良善的社會,然後慢慢中落,但我們這一代至少要嘗試,就算不在香港,都要在外地嘗試,去外國都是靠自己,結果都是努力試吓。」

 

基於國安法,我無法回答……

馮智政專門研究教育,諷刺是很多香港人移民的主因不為自己,卻是香港教育變了質。既是研究教育的領導者,也是一名教師,他說:「一定有壓力,但不要太悲觀。這個年代下,學生的資訊及學識,又是否100%來自學校?」對教育而言,他相對比較樂觀。「最終還是由老師去做某幾個決定,教一些自己相信的事,不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,當有一些事情說不出口時,就跟學生解釋,課程規定才要這樣教。甚或是,學生問及一些有可能中伏的問題,老師亦可說:『基於國安法的原因,我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。』透過這個方法回答學生的話,大家就會明白。」他說現在有互聯網,亦有很多不同方法接觸資訊。「看看當年台灣的白色恐怖年代,那些老師更加辛苦,我們又算甚麼呢?」

他眼中的教育很現實,必須基於事實,否則花多少錢也做不到。「教育很難做到完全由上而下,其實是一種溝通,看他如何遊說到下一代。如果違反證據及理論,只會浪費學生時間!」反而,他提到從小學開始的project learning,卻真是影響深遠,令下一代的能量增強,能夠隨時與陌生人合作。「比我們年紀輕的下一代,由小學開始直至大學,都在分組做活動、做功課,有自行分組或學號分組,意味著你不認識同組的那個人,卻能突然間合作做出一份功課。看看2019年街頭示威就知道,示威者並不認識旁邊的示威者,但大家都有很強的合作性,於是有些領導高層覺得示威者背後有大台支持,看穿了評論者基於自己停留的年代及技能所限,差得只相信有大台才做到這件事。這一代年輕人完全沒有大台概念,試問拆欄杆又怎會有大台概念?」

未來香港人又會否經歷得到戰爭?馮智政坦言,現在經已是戰爭狀態,但這場戰爭既不用流血,也不用死。「我們這個時代,每日都是一場自已對希望及道德的靈魂戰爭,比流血戰爭更加嚴重。」流血戰爭只是死傷與否,但面對自己德育的戰爭,卻可能白活了一生。「過去大家身邊的一些前輩或曾經很欣賞的人,年紀愈大卻變成自己很討厭的人。更恐怖是,你會很擔心自己會變成對方。要知道,他們不是今日做好人,明日一下子做壞人,卻是慢慢改變,到了年老後回望自己,發現原來是個自己討厭的人,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。」

「我最害怕的是,隨著財政壓力愈來愈大,家人朋友愈來愈多,說話就會小心點,慢慢變成一個連自己都不喜歡自己的人,這是我每日最擔心的事。很多人幸運地有宗教信仰,或者身邊有朋友能夠成為你的moral compass(道德羅盤),不停做自己的靈魂探索、soul searching(自我反省),知道甚麼是好是壞。」

 

【後記:我的老師沈旭暉】

 很多人都疑惑,究竟沈旭暉是否「走佬去台灣」,然後一去不返?身為沈的學生,馮智政說他回不回來的問題,要留待沈本人解答,只能笑笑說句:「現在怎可能跟香港說再見?人人去了台灣,還是日日上Facebook,蕭生(蕭若元)的片段還是繼續這麼多人看。」他讚賞沈旭暉是一個很好的老師,除了學術水平高,做人態度上也啟發了他。「他經常跟我們說,學術要遠離政治,其實是沒可能做到,有哪個讀書人不想讀書寫書圍爐聊天,這樣最舒服,但問題是,社會讓我們讀這麼多書,突然間不幸選中我們這一代,就要負起社會責任。」被時代選中的書生,當下不得不論政甚至參政,是無奈也是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