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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sue JUN 2022 VOL: 238
2022-06-07 18:52:16

森記圖書公司 有貓相伴,與書同行

 

text.Leon Lee

photo.Oiyan Chan

 

一個商場衰落,對小戶來說或許是能否經營下去的要因,正如搬遷與否,都取決於商場的人流多寡和閒置程度。然而,選擇留守「死場」,不一定就是自討苦吃,森記圖書公司自開業以來雖然歷經數遍轉手頂讓,但在現任老闆娘陳琁看來,其貌不揚的北角英皇中心地庫,始終都是書與貓的最佳棲息之地:「我的喜好很簡單,我愛書愛貓也愛音樂,儘管經營書店無法讓我大魚大肉,但能夠同時滿足三個願望,又何嘗不是一種最佳選擇呢?」

 

 

戀上書廊的她
一間理想書店的模樣,對一般人來說都是地方寬敞兼光線柔和,在數層樓高的建築裡頭拿起紙本、品味咖啡的形象;但在愛書之人眼內,書店品相並不一定需要比拼顏值。「森記圖書公司」自1978年與北角英皇中心同年開業,40年來一直瑟縮於商場地庫一角,雖然商場早已隨年月失色,但熟客始然絡繹不絕,箇中原因,或許在於老闆陳琁既愛書如命,又為貓傾心的一種純粹流露。

 

「我從在學期間便以兼職員工身份在這裡打工,只是後來中英談判時期大老闆把店舖頂讓給了某位朋友,我才有了日後接手書店的契機。」陳琁說,當年書店原來並非自己第一手經營的生意,只是恰巧撿了香港移民潮的便宜,才順利從兼職「轉正」變為長工,直至日後全盤接手整間書店:「森記最初都是以武俠題材的書籍為主,但由於我比較喜歡推理哲學類,便慢慢增加店內藏書的種類和範疇,令生意愈做愈大;後來老闆在97年前決定移民,便把森記托付給我,好讓這份戀書情懷得以傳承下去。」

 

雖然是貓書店,但謝絕嫖貓客
眾所周知,森記的特色除了不見天日外,「貓書店」的名號亦響徹書店界。不過話雖如此,陳琁強調,店舖的定位絕非是個逗貓場所,希望各位不要抱著「玩貓」心態到訪,因為貓咪並非放在店內的一種玩具,而閱讀也需要寧靜的環境消化。「收留流浪貓不是一種噱頭,也不是一件壯舉,只是一種順流而下的心情。就像最初飼養貓咪也不是為了救急扶危,只是後來發現伸出援手能延續生命,才無法袖手旁觀。」原來,昔日「森記貓咪樂園」之所以誕生,始於當日店舖一直沒法解決鼠患,陳琁在無計可施下只能向管理處領來一隻貓捉鼠,結果不久後又救活了一隻被老鼠咬傷的初生小貓,才不知不覺間成為了牠們的主人。後來,一隻貓咪在她借用的空置舖位內誕下一窩小貓,基於貓咪「跟屋不跟人」的習慣,她只好把舖位一併租下,在安置牠們的同時才順道經營起二手書店:「如你所見,經營書店生意並非為了實現甚麼偉大願景,只是為求生存的一種順其自然;我們要理解自己人生的選擇,才不會感到吃力不討好。」

 

 

 

離不開,也不願走
只是,要撐過低迷市道並不容易。陳琁苦笑的話,雖然書店生意額近年來有所上升,但也只是通漲下的一種假象,小戶要在香港營商,只能一切從簡可免則免,用「開源節流」的形式應付租金:「不論是添置新書、清潔、整理、售貨還是照顧貓咪都盡量親力親為,減省聘請人手的開支。」她又提到,開源節流的另一形式就是「閱讀」,因為「書中自有皇金屋」並非虛假陳述,正如你要了解貓的習性愛好,才能知道他們需要甚麼,而不是身為主人的你希望牠們如何行動,而牠們未能符合相應期望時就失望生氣,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想法;多看一些專家、教授的作品才能自行解決些日常小毛病,減低白費「冤枉錢」的機會。
不過,縱使書店營運如此艱苦和「功利」,陳琁始終無法放棄這片「地平線下的寧靜樂土」,因為要找到如此適合的場地,即使放眼香港亦絕無僅有。「從理性上來說,很多死場的死因都與地理位置不佳有關,但這裡鄰近巴士站和電車站,十分方便出入;而商場的業主亦相對零碎,暫時不用害怕遭到大財團的全面收購。至於感性一點來看,這個商場能夠容納一切我所熱愛之物,有足夠空間和環境去維持這種平衡,我又夫復何求呢?」

故就算不少人士向她提出把書店開往上層甚至設立分店的建議,陳琁都選擇一一回絕,因為前往地庫需要走過兩段樓梯,而這兩道通往地庫的樓梯,不但是過濾流水客人的「最佳淨水器」,更是她離不開這個老舊商場的主因:「以往選址地庫,貪求的是這裡鄰近戲院,能夠吸納電影開場前後一些愛『打躉』的街客。但這種流水客並非真正愛書的同好,這兩段『麻煩』的樓梯剛好可以過濾他們。而地庫能夠隔絕車聲與閒雜人流,讓我在靜逸的氛圍之下聽著音樂被書海包圍。」現在看來,也許人流稀少、環境異常寧靜的地庫商場,反而才是陳琁一心追求的結果,是屬於森記的「最佳位置」吧。

issue JUN 2022 VOL: 238
2022-06-07 18:46:38
潘國靈 靈異眼看香港前世

 

text.陳菁

photo.Bowy Chan

special thanks.嶺南大學中文系

 

潘國靈的外婆有陰陽眼,能看見鬼,這能力打了個折扣地傳了給潘母,以前她常一邊做家務,一邊跟唸基督教學校的潘國靈說鬼故。總戴著帽子的潘國靈,藏不住那靈動的雙目,他把這家族性的基因套用於觀察,以小說家的身份感應著城市萬物的前世今生:「很多人容易留意到進步的表象,但我想用寫作召喚一切遺忘,不是刻意的意識,是一種本能,很自然去想一條街以前是怎麼樣的。當你把社會當成幽靈人間,會看到很多事。」

因貪嗔癡而受困的地縛靈、因欲望而長成了魑魅魍魎的、因不自由而無處安身的遊魂野鬼,就算沒靈異眼,毋需抹上牛眼淚都能看得清楚。

 

 

鬼故事成失眠催化劑
作為魔幻現實主義的經典作,馬奎斯用《百年孤寂》啟發並撫慰無數瘋狂靈魂,想像得異想天開並不等於怪胎:嬸嬸生下長著豬尾巴的兒子、失眠症在全村傳染開去、應驗的死亡預感,家族裡所發生的事全都離奇得動人。但種種幻想在馬奎斯而言並不是需要花太多力氣雕琢的工夫,他不過把小時祖母說故事的方式寫出來,魔幻和現實的界線並不模糊。潘國靈的主婦母親也愛說故事,不過是靈異故事罷了:人有兩盞燈,晚上有聲音叫你,每回應一次就滅一盞,如果答話第三次,靈魂就會被勾走;黑貓跨過棺材,屍體會彈起,這些都是母親自稱曾親身經歷過的。小時他害怕非常,長年累月的恐怖訓練夾雜於他的成長,也把他的想像勾連了家族史。有趣的是,在跨代後,母親對孫輩隻字不提靈異。這是社會轉變吧,那些應該跟小孩說,那些不應說,怕嚇壞
他們。

孫兒大多比較矜貴,在兒子身上的身體鬱結卻要好些年後才被覺察。潘國靈說自己五、六歲時已失眠,每晚不斷胡思亂想。無論是父母或是同睡閣樓的兄弟姐妹都不知道,當時的無眠未成為困擾,甚至享受眾人皆睡我獨醒的夜間。「和一大群人生活多少都會considerate。有晚四、五點都睡不了,但又想開燈,當時是用鎢絲燈泡的,於是用衣服蓋著,希望不要太刺眼。不久後就嗅到燒焦的味道,衣服燒到破了個洞,但兄弟姐妹完全不知情。」他形容自己的腦袋像不懂關燈,家裡人多,卻有孤獨感,很多事是在體內自行兜圈和化解。失眠的事,家人要到多年後才發現,他長期都要服安眠藥。長大後他嘗試去追溯原因,主因大概是母親同樣是失眠患者,她偶然提及的白瓜子,孩童時當然不知是何物。而那些白天殘留到深夜的鬼故事亦想必有影響,閣樓不高,躺在下方和天花的疙瘩不過咫尺,他會想像那些凹凸滿佈人臉。

 

召喚建築幽靈說前世
「成長背景很影響我寫作,就算我沒真的見鬼,但寫作也是一雙陰陽眼,比如你看到了建築物,而建築物也有前世今生。如果以隱喻的方式來看,部分也步入了幽靈行列,看穿表面就能看到其歷史。」2017年他曾在油街駐場,而你永遠不會滿足於純粹知道他是個多人打卡的歷史建築,只要多問一點,就知道它建於1908年,最初是前皇家遊艇會,三十年代搬去現時已和填海地融和的奇力島,往後60年就成了政府物資供應處。那段時間他都留到很晚,在白天寫生和遊覽的人潮過後,會聽到建築物在另一個頻道發出的聲音。那時油街後方的豪宅維港頌還在興建中,維港頌曾經是停屍之處,屍體停留再往碼頭送走,有個優美的名字叫永別亭。他笑說不是要開展單純的鬼故事,也不是要針對背後的地產商:「後來藝術家進駐,成了藝術村,那處當時是猛鬼到進去前要請道士來做法事,我們的發展商有能力令人把曾經最猛鬼的地方忘記。」

那些與自己未曾交集的地方,可以在腦中模糊得很乾脆瀟灑,否則總會留下點碎屑。他曾住加惠民道宿舍,《四環九約》裡稱堅尼地城為「垃圾灣」,除了源於人們常在該處棄置垃圾,亦因齊集了數個厭惡性的設施:收容天花患者的東華痘局、焚化爐、屠房和三支煙囪,燒垃圾的焦黑和殺生的腥膻,全都透過他的鼻腔跑到腦門深處。後來他曾帶著心愛的人回到「老家」,十年內大概三、四次,已成了人去樓空的幽靈:「這很切身,也和感情有關,你會想讓愛人去明白年輕時的自己,知道你曾在哪裡滾地沙、做手作業。這消失是個人又共有的經驗,成長地被完全連根拔起,你只能在腦內,或文字和照片中牢牢記下,否則想跟親密的人複述時,也沒辦法真正表達。」在宿舍成了空地後,再訪堅尼地城皆因港鐵開通,出現了豪宅,有人覺得是進步,有人覺得是仕紳化,而西環街坊福利會、石牆樹和太白臺仍在,他似是遊離於陌生和熟悉之間。對比天星碼頭、皇后碼頭和利東街那類,有百萬雙眼睛注視著的消失,有些是私密的,有些一夕間就匆匆改頭換面,並非每次都是爭持數月的社會性消失才值得關注。

 

 

見證彌留 堆疊回憶厚度
近年的消失有點迅速、偶然更是招架不及,這戲院全線結業,那老字號光榮告別,而部分幸運兒,能在消失前被關注,算是不幸中的小幸。潘國靈看過不少媒體或專頁去複述消失,認為大多仍處於平面和懷舊的階段:「老店沒了」、「有人情味」、「要趕上幾月幾號」,其實描繪消失可以有更多形容詞,見證消逝也遠超用手機拍下店面、寫數行字。他以鑽石山與新蒲崗之間的大磡村為例,陳果導演在清拆前,到裡頭拍攝了《香港有個荷里活》,潘國靈也是要到近清拆期才首次到訪該寮屋區,才見識何謂「大磡村三寶」,知道蘭花王葬花,還有美味的擔擔麵:「我不想說瞻養遺容,但最後也要去看。城市人有時是後知後覺的,我覺得有很多事你都需要曾經在場、現身,哪怕它消失,你才有機會日後能記下來,日後才搜尋就沒有實感。生命很直線,但寫作可以把時光扭轉。」雖然不完全符合,這種本能地對消逝的關切,他聯想到日本的物哀美學。物哀不是歇斯底里的,作為文字人,對生命的速朽和曇花一現的悲憫具有相當的洞察,櫻花絕美,但壽命極短,他同樣喜歡《紅樓夢》中葬花的林黛玉,十來歲就對那速朽到極致的葬花詞有強烈的連結。

他在意舊事,在添馬艦改建為政總前,他在嘉年華最後一天登上摩天輪;不足三十歲時通宵去觀察果欄,天光後直落到德如酒樓去吃個拳頭大包,這些隨身物他都珍而重之。「我是很老香港的,家族在香港落戶長達百年,歷史很豐富,但尚未曾處理,這都是我近年想處理的題材。除了幾篇散文,我很少處理家庭這一塊。」父母都是長洲人,外曾祖父在1901年開了王榮記,涼果店目前仍在蘇杭街。王榮記曾在長洲有工場,而母親在工場包梅時結識了父親,後來成為家族裡最早遷離長洲的二人,潘國靈是他們第一個在市區誕下的孩子。個人家族史可勾連社會,為何王榮記會選址蘇杭街?長洲又為何會有座建道神學院?一切未知,都牽引著他對自身和社會的好奇。

 

和電影談戀愛 不容爆谷
活在新世代的戀舊者,出盡力去抓緊底線兩端,是每天不得不做的修行。自從1999年在校園裡教Film Art,他就迷上了電影,那數年期間自修這門專業,大概每年看一百套電影,後來開始撰寫電影評論。「電影大於生命,而電影院是神聖的空間。我大多獨自進去約會,是和導演的約會。約好兩小時就給你兩小時,我不看手機、不看手表,兩小時就完全交給你。晚了五分鐘入場都覺得毀了電影,若果是很重要的電影,我寧願不看。」他堅持要在大銀幕找尋拍攝細節,自然抗拒用手機看電影,暫停和倍速播放更是天方夜譚。撇除準時甚至早到是進戲院的基本禮儀,如果看的是藝術電影,他的要求更是嚴謹。「我喜歡法國新浪潮,《去年在馬倫巴》、《廣島之戀》等,我很難想像一邊看《廣島之戀》,一邊有人在啃爆谷,那聲音我簡直覺得是騷擾。」

體內的固執會擴散到生活每個角落,雖可嚴己,卻未敢嚴人,就算學生用iPad看《教父》令他由心感到匪夷所思,他迫不得已要接受當下社會的包容度,同時繼續擇善固執。本來苦笑的面孔又添了點開朗,前陣子他鼓勵學生要入場看《阿飛正傳》和《現代啟示錄》,學生們都驚訝螢幕大小所帶來的巨大差距:「好像很傻,你又不是唐吉訶德,而我又不在乎影響人。你不要令我太難受就好,心靈太脆弱了!我對學生的反應比較敏感,某程度上可以說很脆弱,有些要求已經不知道屬於正常還是過份。」有些老師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,頭排同學在滑手機,仍可繼續教學,他則需要良久沉澱,才學懂往樂觀那邊走:不排除學生正搜尋課堂的內容吧!啟蒙一字他並不喜歡,更偏向啟發,如果一班三十個人裡,有數個年輕人因為他介紹的一篇文,而會延伸去翻閱一本書,他就夠滿足了,種下的因,部分要在若干年後才能結果,在某處長成絢爛的創作。

 

 

前band仔的不顧一切
他也是被啟發的人,比遇見電影前更早的時間,他就遇上了音樂。中三那年,他被點名參加音樂事務統籌處的合唱團,練八個聲部,他是男高音的一員。家裡管得嚴,不時都因學音樂被罵,他仍然每隔一星期就由堅尼地城去油麻地練唱,有時要唱拉丁文,他笑說不知那段日子是怎過的。這邊練著古典樂,那邊廂又和同學夾band,他負責keyboard,那是1993年6月,即黃家駒離去的那個初夏。廿多歲那段時間他甚至去了通利打工,主力舉辦音樂活動,包括嘉士伯流行音樂節,還有Yamaha電子琴大賽,即是陳百強拿冠軍的那個。音樂入血,日子艱苦點也可,直至他進了報館當記者,仍同時兼顧鋼琴和電子琴兩種樂器:「我是不太理後果的人,好聽一點叫作瘋狂。初出道收入好低,算著算著其實負擔不起。年輕時根本是不顧後果、不顧生繼去玩,銀行餘下好少錢、透支信用卡,照去!我沒太多錢銀的概念,也許是沒概念才能一直橫衝直撞。」


本土來說,他喜歡王菲,有段時間把〈給自己的情書〉彈得很熟。更早期也鍾愛Beyond和達明一派,後者前衛,劉以達把英倫的電子音樂灌入香港樂壇,如〈今夜星光燦爛〉亦異於主流,也不失一種動態的青春感。不是隔籬飯香,但當時外國的作品更對他口味,也有種詩意和文學感。1997年首次遠遊到英國,當然少不了去利物浦、即The Beatles的發源地朝聖,那次的旅途也收錄於他最新出版的旅行遊記《總有些時光在路上》之內。「年輕總是想撒網,儘管不是我的年代,我也喜歡John Lennon。現在的人有個狹隘性,只是喜歡自己年代的事。後來就算不玩音樂,不寫評論,也可以成為一部分。我一直逐步把事棄掉,所謂的棄掉不是真的棄掉,只是不是創作者。但你就算不是創作者,也可以是欣賞者。」

中學時他接觸到六十年代美國民謠搖滾組合Simon & Garfunkel,聽到〈Scarborough Fair〉和〈The Sound of Silence〉,被歌詞的美麗和廣闊所打動:「文學是否要讀呢?其實文學can spread everywhere。原來有種那麼廣闊的歌詞,存在的維度令本土樂壇難以滿足我,不但具社會性,也有哲學和文學性。原來歌可以去到這位置,是lyrical poet,歌詞和文學可以合一。」音樂在文學領域留下大量身影,他喜歡的米蘭昆德拉,名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》裡也安放了貝多芬的〈第十六弦樂四重奏〉。連結社會固然是重要的,但無論音樂或文學,讓自己找到心安之所同樣有價值:「我唸基督教學校時,以為可以找到落腳點,最後發覺我還是信不了神,但文學似乎可以給你一個答案。」

 

 

以深度化解魔鬼數字
近年人心都需要慰藉、支撐,很容易本能性地步向同溫層,對各個媒介的創作人,總渴望對方表現對社會、對自由的立場,儘管擦邊球也好。潘國靈認為無論文學或人,都不必過度聚焦於回應社會。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緊貼,雖說不必全盤理解才表態,但過度倉猝回應,往往是尚未看清全局:「但我能感受到那種宰制性,人的自由不單是說有沒有審查那種,而是會否輕易被主流聲音牽著走。人必須要回應,『站隊文化』又要你選邊,很容易陷入簡單的碎片化。」為了抗衡碎片化,他選擇逆時代而行,在2016年主動暫停所有專欄合作,專注寫長篇作品,也和社交媒體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。

社交媒體的三個數字,他會形容為魔鬼:like、followers和hit rate,他理解卻無法完全跟隨。作為和文字打交道多年的人,抽取那些字眼會獲得哪些效果、會得到怎樣程度的關注,都在他的預期之內,但那不是他心中想要的:「對作家來說,它是一種引誘,你也想有能見度,但這種引誘同時是危險的。創作有時不是即時就做到回應,家族故事沒花幾年是無法表達厚度的,要耐得住社會節奏才做到真正的文學。作家屬於時代,但也有逆時代的兩面性,要做獨立而自由的人,就要有獨立的靈魂。」這時代也生了一種產物叫KOL,潘國靈認為KOL和文學作家有著某程度的功能重疊,但又可以是差距明顯的個體戶。起碼兩者必須擁有深厚的知識底蘊,雖然everyone could be critics聽起來動聽至極,但實在不是每個看完電影的人也是評論員。

 

立於邊緣 來一場一個人的抗衡
他偶然會看沈旭輝和陶傑,不一定全盤認同其見解,但起碼角色和定位清晰。追溯至五四運動,作家如梁啟超相信小說可以救國,也生出「欲新一國之民,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」的信仰,就算是上一代的陳冠中,在專注投入小說創作前,偶有發表針對時事、帶有指示意味的文章,有點像開藥方,意見領袖要為社會把脈,為議論時事指點方向。對比下,現代作家的力量未必那麼大,甚至立於社會邊緣:「就像消失,活在城市裡很多事是速生速滅,畢竟那遠超過你一人的力量。一方面會有無力感,但仍會想用文字的方式作丁點的參與和抗衡。作家角色的轉變,沒了搖旗吶喊的模樣,其實不失不是好事。」

作家跟出版無法脫離關係,而現在不少寫字人都開始小心翼翼,自然對未來迷失,潘國靈卻難得輕描淡寫,說中國和香港各有機制,自己並沒很在乎,也重複兩次「我沒甚麼迷失」。除了超越地域性地尋找隱含的讀者和知音,也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維,簡單地舉例,不是出本簡體字書,就是出賣香港。「現在的社會當然需要勇氣,如果夠勇氣、有信念,就可以說邊緣的聲音。哪怕他是小眾,哪怕時代急速即食,有些主流說話很容易得到迴響,你有沒有勇氣去不在乎迴響和掌聲,而去說出異見中的異見呢?」